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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退位前夕的各方博弈（第5页）

武昌起义后，他迅速转向革命，加入湖北军政府，试图以立宪派身份分掌权力。

汤化龙最初主张“君主立宪”

，但清廷的腐败使其对体制内改革绝望。

武昌起义后，他认为“革命已成燎原之势”

，转而与革命党合作，但始终试图限制革命党的激进政策。

汤化龙以“民意代表”

自居，推动湖北咨议局支持独立，并担任军政府民政总长，与都督黎元洪形成权力制衡。

他反对没收满人财产，主张保护绅商利益，与革命党中的激进派产生矛盾。

汤化龙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认为“北方不稳则全国动荡”

，主张定都北京以维持袁世凯的势力平衡。

黎元洪作为湖北新军将领，被革命党推举为都督，成为地方实力派代表。

他既依赖革命党维持地位，又试图借助立宪派和北洋势力扩张权力。

黎元洪最初对革命持观望态度，被迫参与后逐渐意识到地方割据的可能性。

他主张“军民分治”

，试图将湖北打造成独立于中央的势力范围。

黎元洪与革命党领袖孙武、黄兴矛盾尖锐发生权利争夺，通过支持立宪派汤化龙排挤革命党，巩固自身地位。

黎元洪在定都问题上支持袁世凯，认为南京政府难以控制北方，主张“南北调和”

以换取袁世凯承认地方自治。

他扩充湖北军队，拒绝裁军，甚至与袁世凯暗中勾结，试图对抗革命党主导的中央政府。

张謇、汤化龙虽参与政权，但革命党与袁世凯的角力中，立宪派逐渐失去话语权。

张謇最终退出政治，转向实业；汤化龙则依附袁世凯，后被革命党刺杀。

黎元洪的湖北模式成为各省效仿对象，地方督抚演变为军阀雏形，为民国初年的割据埋下伏笔。

立宪派与地方势力的妥协虽促成清帝退位，但未能建立稳定的权力框架，最终导致袁世凯独裁和革命党二次革命的爆发。

立宪派与地方势力的博弈，本质上是旧体制精英在新旧交替中的自救。

他们既推动了共和进程，又因阶级局限性未能彻底脱离旧秩序，最终成为时代浪潮中的配角。

在辛亥革命发生至我退位的权力真空期，中国内部各派势力与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围绕权力分配展开了复杂的博弈两国插手最深。

英国为了维持稳定以保护商业利益，英国作为在华最大殖民利益拥有者（控制长江流域海关、铁路、贸易），首要目标是维持中国表面的政治稳定，防止革命引发的混乱损害其经济利益。

支持袁世凯，袁世凯被视为唯一能统一南北的强人。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Jordan）积极斡旋南北和谈，推动袁世凯成为“共和总统”

，认为他能遏制革命派激进的排外倾向。

以外交手段英国联合列强向清廷施压，要求清帝退位；同时通过国际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供贷款，增强其财政实力。

英国最初倾向君主立宪制（如1911年11月《泰晤士报》主张保留清廷），但见革命大势已定，迅速转向支持共和，体现其务实的“利益优先”

思维。

在南北议和中朱尔典直接介入谈判，甚至建议袁世凯以“优待清室”

换取和平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