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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离开荒岛（第4页）

于是，船主们邀请我去和他们以及有关的商人会面，不仅对我的行为大加赞扬，还送了我二百英镑作为酬谢。

但是我仔细地考虑了一下我目前的生活环境，考虑到就这些钱实在很难让我安安稳稳地生活，所以我决定去里斯本一趟，看看是否能打听到当年我在巴西的种植园以及我那合伙人的情况。

我想我那个合伙人大概已经认为我死去很多年了吧。

怀着一丝希望，我坐上了开往里斯本的客船，大概在四月间到达里斯本。

当我这样辗转各地的时候，星期五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我，他一直是我最忠诚的仆人。

到达里斯本之后，我经过多番打听，终于找到了我那位老朋友，也就是在非洲海面上救了我一命的那位船长。

这让我高兴极了。

船长现在年纪已经大了，早就不做出海这个行当了。

现在他的儿子代替他当了船长，而他的儿子也已近中年了，还是在巴西做着生意。

老人已经认不出我了，说实话，我也同样认不出他了。

但没过多久我就记起了他的相貌。

当我告诉他我的身份之后，他终于想起了我是谁。

老朋友重逢，交谈的时候言辞也极为热切，这点是不用怀疑的。

接着我就询问他我的种植园以及合伙人的情况。

老人告诉我，他已经有九年的时间没有去巴西了。

不过他可以向我担保，当初他离开巴西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我曾委托的那两个代理人都已经去世了。

不过，他相信我可以得到一份关于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

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已经出了事淹死了，于是我的几位代理人便把我那部分种植园收入报告给了税收官，税收官已经预先作了安排，如果我不再回来申请的话，我的财产三分之一划归国库，三分之二给圣奥古斯汀修道院，用来救济穷人和向印第安人传教；但如果我回来，或是任何我的遗产继承人申请的话，财产就可以归还，只是年年上缴作慈善用的那一部分不能返还。

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管田税的官员和修道院的管家一直都监督着种植园的收益。

我的合伙人，每年都要交一份详细的收入报告，并把我应得的那一部分上缴。

我问我的老朋友是否知道，我那个种植园到底发展成了什么样子；顺便又问他，根据他的经验来看，我用不用亲自过去处理一下；等我到了那里之后，如果我提出想要恢复我的合法权益，拿回属于我的那部分，这个做法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或是障碍。

我的老朋友告诉我，关于我的种植园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没有办法提供给我确切的数字，他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合伙人仅仅只凭着他那一半的产权，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巨富。

而且他还记得一件事，就是当年在我失踪不久后他曾听别人说，我的种植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被划归给国库了，似乎每年都被拨给了一个修道院或者是某一个宗教团体，数额应该是每年二百葡币，甚至更多。

至于我想顺利地收回属于自己的产权，根本不是什么难题，因为当年与我合伙的人还活得好好的，他可以向政府证明我的身份，更何况我的名字已经注册在国家的登记册里。

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后人都是特别正直的人，并且都特别富有，所以，他相信，他们不仅会帮助我收回这份每年的收入，并且还会给我可观的一笔现款，作为我的资产在他们父辈管理期间的利润，或作为我的收入权充公之前的收入。

因为，根据他的记忆，我的收入归公是最近十二年的事。

听了这番陈述，我有点担心与不安。

我问老船长，开始我既然立了遗嘱，立他为我财产的终身继承人（他自己也知道），可是，我的两个受托人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老船长说，他是我的财产继承人，这的确是事实，但是他一直得不到任何能证明我已经死亡的证据。

在没有获悉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是不能行使作为我遗嘱执行人的权利的。

此外，由于相隔太远，对这种鞭长莫及的事，他不也愿意过多地干预。

不过他确实已经将我的遗嘱注册登记过，也提出了他的产权要求。

如果他能提交有关我生死的证明，那他早就会行使他的财产委托权，接管我的糖厂，让他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经营了。

“我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老人家接着对我说，“你听了这事也许会不大高兴。

这事是这样的，当时我们都认为你已经葬身海底了，别的人也都是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合伙人以及代理人就把你失踪后头六七年的所有利息都交给我了，我也全部收下了，不过那个时候正好是种植园需要扩充设备的时候，当时要建立糖厂，还要买一定数量的奴隶，所以那些利息已经没剩多少了。

不过，我一定会把我所收利息的数目，以及我处理它们的途径，开出一份详细而可靠的清单给你过目。”

我向这位老人家就这些问题商谈了好几天，后来，他给我开出了一本关于我的种植园在最初六年的收入明细，这个账本上面有我的合伙人以及两位代理人的签字。

他给我的东西都是现货，比如一卷卷的烟叶、一箱箱的糖，其中还有糖厂生产的其他副产品，比如甘蔗酒以及糖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