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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犯罪侧写（第2页）

韩印昨夜曾恶作剧似的试探康小北，称他听见远处树林里有响动，当时作为持枪刑警的康小北都面露惧色，何况孤身一人的凶手，他是杀人恶魔，但并不是真的魔鬼。

还有，“1·18碎尸案”

中那些对于凶手了解人体结构、熟知解剖学、可能有过职业经历的分析，在韩印看来太过想当然，长达一个多星期的碎尸行为，怎么看都算不上专业。

合并四个步骤，“1·18碎尸案”

的性质便很清楚了——是一起比较常见，由暴力强奸，导致局面失控，进而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的案例。

本案中，凶手的所有动作，系随正常心理变化而体现，并未发现犯罪标记行为。

什么是犯罪标记？是指犯罪人为满足心理上或情感方面的需要，而实施的某种特殊行为，这是一种在犯罪进行中犯罪人不必要实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而在“1·4碎尸案”

中，标记行为几乎充斥了整个案子。

在“1·4碎尸案”

中，刻意模仿抛尸行为本身便是一种标记行为。

通常模仿作案大概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动机明确。

凶手企图转移警方视线，扰乱办案思路，最终达到逃脱法网的目的。

对“1·4碎尸案”

来说，凶手模仿前案风险值太高，于闹市抛尸风险明显大于利益，所以该案模仿抛尸的动机，应该不属于这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属心理性动机。

来自于后者对前者的盲目崇拜，期望获得相同的关注度，从而获取成就感。

此种模仿犯罪，凶手更注重犯罪手法，对被害人的选择无固定类型。

但“1·4碎尸案”

，凶手对红色衣物表现出了爱意，而且碎尸前曾为死者王莉化过妆，韩印相信王莉一定还有别的方面吸引着凶手，比如：头发、身材、脸形、五官中某个部位等，总之，凶手选择被害人是有具体形象的。

那可能来自某个对凶手价值观带来颠覆的女人，也是他形成畸变心理最初的刺激源。

也许是他跟踪王莉多日，也许只是运气好恰巧碰上的，于是王莉便成为他对女性展开报复的第一个猎物。

排除前两种，韩印认为本案符合第三种动机——凶手在他人的犯罪中体会到了快感。

这也是一种心理性动机。

在展开论证之前，韩印要先交代一下，这份报告开头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

正如法医顾菲菲说的那样，两起案件时隔16年之久，凶手完全可能由手法业余变成专业，由强奸杀人犯演变为变态杀手，那么韩印是如何判断两起案件非同一凶手所为的呢？当然这是一个包括尸检证据和物证证据以及行为证据的综合考量，但韩印在本案中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是所谓的隐形证据。

何为隐形证据？系指只有凶手本人知道以及警方通过分析推测出的证据。

那么本案的隐形证据，便是两个凶手在对被害人生殖器处理的不同态度上。

“1·18碎尸案”

，凶手对生殖器采取了特殊的更为隐蔽性的处理方式，这体现了一种谨慎的自我保护，同时也暴露了强奸的事实，换言之，体现了凶手获得快感的方式是有生殖器接触的。

而“1·4碎尸案”

，凶手将生殖器与内脏规整在一起共同抛弃，未做刻意的保护行为，说明凶手与死者未有生殖器的接触，当然并不代表这不是一起性犯罪，也许凶手获得性快感的方式是碎尸。

总之，以前面的外部证据加上对凶手获得快感方式的分析，韩印最终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明确了结论，回头再来说动机。